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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咖啡

五月四日,青年节。这个节日源起于对“五四运动”的纪念。

五四运动发生于公元1919年,被认为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标志,距离2020年的今天已经有一百零一年。

比起当年,我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幻想已经被变成现实。

众所周知,我们是一个研究咖啡的正经公众号。

根据研究,在历史上西方近现代的进步思潮都和咖啡馆有关:比如平民也可以参与的证券交易所最早就是出现在咖啡馆里,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当中,咖啡馆也成了人们交流革命思想的重要场所,据说甚至连攻占巴士底狱和英国王宫的暴动都是在咖啡馆里策划的。

那么,“五四运动”也和咖啡馆有关系吗?

答案是:五四运动本身和咖啡馆以及咖啡,没什么关系。但是中国进步思想的传播,和咖啡还是扯得上的。

中国最早接触咖啡应该是在清朝,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虽然有人提出郑和下西洋时中国人就已经和咖啡有过碰撞,但是本狐没有查到什么确凿的历史记录。

目前主流比较认可的说法,中国第一家咖啡馆应当是鸦片战争的时代,在当时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广州,由丹麦人所开。不过关于这家咖啡店的详情已经没有翔实史料可以考证了。

起初,在中国境内的咖啡馆只是给歪果仁提供服务,本土居民一开始没法接受(其实全世界都差不多,咖啡史的本质就是复读机)这种又黑又苦和中药汤子一样的玩意儿。嘉庆年间的《广东通志》里把咖啡记载成“番鬼黑酒”。

但是到了1866年,中国人就已经开始跟老外学炒咖啡了。由美国传教士高丕第夫人编写的《造洋饭书》时为培训中国厨师而著的西餐教材,当时还没有定版这东西该叫“咖啡”,所以书里写的是“磕肥”——“猛火烘磕肥,勤铲动,勿令其焦黑……装于有盖之瓶内盖好,要用时,现轧。”

19世纪80年代,中国人已经开始逐渐接受西方文化,吃西餐、喝咖啡慢慢流行起来。清末文人在诗作中开始屡屡提到咖啡(不过说真的,那些诗本狐有点欣赏不来)。1886年在上海虹口租界,独立营业的虹口咖啡馆开业,桑海宁的“海派腔调”中从此夹杂了咖啡香气。

到了1900年以后,咖啡逐渐加快了在中国境内流行的脚步。“五四运动”发生的前一年,也即1918年的《上海指南》中记载了上海有西餐馆35家,而咖啡馆”只登录了一家“。但是到了二、三十年代,咖啡馆和兼具咖啡馆功能的西餐厅、酒吧却已经遍地开花,成了上海滩的”摩登风景“。

“五四运动”之后,进步思潮影响更广,然而政治条件并不充分自由,于是左翼人士的集会活动多是秘密进行,最常见的场所自然就是咖啡馆,其中最好的例子,当属位于上海公共租界边缘的“公啡”咖啡馆。

“公啡”老板是犹太人,也有说法是挪威人。这个地方一般中国人不太去,而外国人又不会对喝咖啡的客人太加注意,所以一些左翼作家、进步人士,甚至包括中共地下党的集会活动都经常选择这里作为场所。有人说,知识分子们在这家咖啡馆里辩论、谈话的情景已经十分接近欧洲文学咖啡馆的模式。

另一家和进步思潮密切相关的上海咖啡馆名字听起来更像现代的咖啡工作室,叫做“DDS”。

1929年9月,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李富春在DDS约见上海闸北文化之部负责人华汉,传达周恩来指示:联合进步知识分子,筹备成立左翼作家联盟。

同年10月,左翼作家联盟第一次筹备会议在公啡召开。由于公啡咖啡店地理环境相对安全,又离鲁迅、夏衍、茅盾等人的住所都比较近,就成了此后左联的定点会议场所。鲁迅、夏衍、茅盾、冯雪峰、柔石等人常在此或商议要事、或和进步青年谈话。

鲁迅曾经在1928年写过《革命咖啡店》一文,抨击“年轻貌美、齿白唇红”的所谓“革命文学家”只会在咖啡馆里空口高谈革命,兼看舞女。不料左联成立后,自己也常常跑到咖啡馆去开会讨论。

鲁迅自称是“满口黄牙”的大老粗,不喜欢咖啡味道,所以虽然坐在咖啡店的座位上,却常常喝自带的绿茶。比起咖啡,反而是冰酪、刨冰、啤酒和威士忌之类的外来饮品对他更有吸引力。这也算是鲁迅和咖啡的一段趣闻吧。

总之,五四之后,进步思想更为广泛传播,咖啡馆在其中也担任过重要角色。但是中国的进步活动家们,更多是以咖啡馆作为掩护开展讨论、举办会议。上海咖啡馆,包括整个中国咖啡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并没有形成西方咖啡馆中那种公开、强力,对社会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批判言论、公共观念和市民社会。这可能也是中国特色对咖啡文化的影响吧。